summany: 一个女人的戏剧，这是一首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曲子。


1941年6月，莫斯科。
春寒料峭，大地上的雪还没有化光。伊丽莎白望着几俄里外的另一个山头，上个星期德军的飞机轰炸的正是它，十几个同志都死在那片山岗上。当她强忍着泪水收拾残局时，她听见彼得罗夫细若游丝的呻吟：“妈妈……我想回家，妈妈……”
她把眼泪砸在冻实了的地上。
小时候母亲总对她说，伊丽莎白，要好好念书，要好好活下去。十九岁的伊丽莎白才不会这样想！父母亲没有办法，举家搬迁到北方的苏联，还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国家。这回，她又想去参军。实在看不了母亲呜咽的场面，她偷偷去了征兵办公室。征兵处的人不要她，嫌她太小。她只好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坐着——直到傍晚屋里有人出来，看见她坐在台阶上抱着胳膊喝西北风时，才不得不把她叫进屋，准她参军。行军之前她把自己的唯一一张照片塞在饼干盒里，向同村的马特廖娜说她一定会带着闪亮亮的勋章回来。(“记得到时候凯旋归来，叫我一声政委同志！”伊丽莎白曾开玩笑说。)几月后，德军的炮弹打在了村庄上空。
战争。战争。战争。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第无数次差点被弹片击中时，一只健壮有力的胳膊扯住了她：“海德薇莉，你在干什么？”
她猛然清醒过来：“趴下！伊万诺维奇，趴下……”
那场战役结束后，伊丽莎白才从班长那里得知，那个年轻人是基尔伯特·贝什米特。
“莉齐，别因为他顶了个德国名字就小看他！他是最最英勇的同志，曾经一个人打死了十二个敌人……”
这是多么智慧又机敏的一个前辈啊。但当伊丽莎白去找他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是:“小同志，你不必感谢我。打仗不是儿戏。请时刻记住：这是战争！”
班长把装伏特加的小杯子放下：他的薄嘴唇扭曲了一下，随即又转过身去笑。
“伊丽莎白，看得出来吗？小伙子正紧张呢。”
伊丽莎白有点窘迫，她的脸在黑暗中微微地发烫。不好，这不好，她对自己说。读中学时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在学校里简直出了名，初上学时文法和代数双双不及格也并没有让她因为在学校碌碌无为而感到多羞愧。但这次性质似乎不一样。基尔伯特的银色头发在月光笼罩下闪现着奇特的光泽。
她束起头发走进帐篷。外面的声音渐渐平息了。
少顷伊丽莎白戴好围巾走出去，轻声唤那位恩人的名字: “贝什米特同志。”
​他合上书页，抬起眼皮与她对视。她的眼睛绿莹莹的，很朦胧，还带着点点水气。这刹间或那刹间，伊丽莎白的眼睛里跳出了些许让她的轮廓更显得柔和的星星。她低着头轻笑。
基尔伯特站起来，依他的视角完全能看清伊丽莎白根根分明的银色头发。
“海德薇莉同志。”
“帕斯捷尔纳克——您还认得字呐！”她的周身散发出了一种属于少女的狡黠。基尔伯特从前把她当做值得尊重的女同志——海德薇莉·伊丽莎白，勇敢又美丽的蔷薇与山楂。现在他猛然想起她才不过十九岁。如果他的小弟弟也活着，啊，那么他也十九岁。路德维希有浅金色的头发和澄澈的蓝眼睛。路德维希的影子在黑暗中晃，复而又融进对面人的身后。
“我父母是知识分子。他们和我的弟弟，都被杀害了。”他回答。要是安德烈在场，他又得埋怨他不会说话：三句话不离打仗，这真是所有不解风情的战士的通病。
伊丽莎白沉默了。眼泪从她的眼窝垂下来，又伏在脸颊上。
基尔伯特有些手足无措。他用尽毕生的文采酝酿话语，最后把手臂向伊丽莎白头顶上那片天空指：“看见了吗？丽莎——伊丽莎白同志，我们要在西边给纳粹修一座坟墓。”
有时候基尔伯特也想，如果妈妈知道他半夜和战友——而且还是这样刚毅又年轻的卫生员同志聊天，她准会眯起她温婉的却又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中学时的小姑娘们也是这样：她们把这叫做爱情。
如此反复三五次，伊丽莎白对他的称呼终于从您变成了你。在两人独处时，他就索性连“同志”也不喊。
在黑暗的战壕里，伊丽莎白似乎总比平常兴奋得多。如果你要认识她，你就明白这并不是说她平常没有干劲——她和基尔伯特兴致勃勃地谈马列主义（当然这个话题大部分时间都是基尔伯特在讲解）, 谈战况，谈原野，谈自由，谈家乡。在第无数个这样的日子后，她终于探起她年青的身体，丰满的唇浅尝辄止地擦过基尔伯特的脸颊。她的眼睛代替手指抚摸他的皮肤。随后她惊奇地发现他颈后有一条浅色的疤。
“基尔伯特，这是什么？”
“这是共和国颁给我的勋章。”他轻声答。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呢?我可和廖莉亚说好了呵。”
“你不会需要这个的。它会挂在你的军服上被无数人瞻仰，而不是嵌在皮肤里。”
“挂在军装上的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没有见过。”

1941年10月，德军突袭苏联，兵临莫斯科。莫斯科的孩子们誓死保卫着她，他们已经无路可退。
最后一次战壕中的谈话，伊丽莎白没有像那天一样哭泣，她的绿眼睛里是孩子气的憧憬与希望：“我们会赢的。”
“贝什米特同志，有朝一日我们胜利，我带你去布达佩斯看燕子。那时候肯定人人都有家啦，你要在广场上看到美丽的花儿呀，先问问有没有管理员再摘。如果可能呢，等我们赢了，就让班长同志带大家在纳粹的墓碑上插上红旗吧，你说怎么样？你说过你想做一个工程师，把平坦的道路修到西伯利亚那里去。基尔伯特，你可是得要活到那一天呵。”
基尔伯特摇摇头，轻轻地笑了笑: “这话可不兴讲，伊丽莎白同志！”
“但是，你——您要是……”月光插进伊丽莎白的发丝里，她轻微地瞪大了眼睛。
“我不要紧的。记得吗？这片土地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死在这片土地上就好比去见我的小弟弟啦。”
“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叫我一声政委同志。”伊丽莎白突然踮起脚来，满脸严肃地说道。
“政委同志？怎么——”
她以一种老同志的口气说起了话(虽然基尔伯特深知这姑娘还没有他大) ：“贝什米特，伊万诺维奇，安德烈，您们三个要是再叫我们的伊丽莎白同志小夜莺，我就把您们送到勘察加半岛上去。真是的，你们三个小鬼……特别是你，贝什米特，你把伊丽莎白同志看成了什么？”她的脸上浮现出了满足的微笑，这位异想天开的政委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基尔伯特替她戴好帽子。
战斗即将开始。天空已经发白……

一九四六年，匈牙利。
“啊，我的祖国……我的故乡……”伊丽莎白轻声哼唱道。
“女同志，麻烦您让一下好吗，我想给这花丛拍张照片。”
“对不起，您说什么？”伊丽莎白转过脸来歉意地低头，“您能再说一遍吗？我的右耳，它听不见了。”
离开那个热爱摄影的同志后，她在暗处偷偷地落泪了。她曾把她的生命投入到保卫她的故乡的战斗里去，可她最后连什么也没有留下。那场战争给她的右耳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但她竟一点也记不得那伤是怎样来的了。她曾向一个年轻的战士许诺说要带他来布达佩斯看燕子，可是他是谁呢？此刻，她无比地想念她曾失去的、忘记的一切。

几个月后她去一所小学校做了地理教员。镇上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丽莎白·海德薇莉在那里呆了十年。学校为伊丽莎白发了一个徽章——以此感谢海德薇莉老师为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样安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她来到学校的第十个年头，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
战争。战争。战争。残忍的阿瑞斯呵，你何曾饶过哪怕是一个人。对于这一切，伊丽莎白早已厌烦。她开始思考，曾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自己家乡的奋斗，究竟有没有用处。在灯蛾般微弱的火光旁，她的头疲倦地伏在学生的作业上，她的绿眼睛也熄灭了。
伊丽莎白休了短假，辗转来到莫斯科。她就凭着她的记忆在大街上寻找着什么东西，挨家挨户地看——
伊万诺维奇·卡杜里斯基正在街上倒垃圾：“海德薇莉！”
​“伊万诺维奇! ”伊丽莎白的皮上衣在风中抖动。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小燕子同志？”
伊丽莎白眼睛微微一斜。她说：“我来这儿倒不是为了和你讨论物价的。基尔伯特和安德烈——这两个家伙哪儿去啦?他们也住在莫斯科吗？”
听到这两个似乎上次听见还是百年之前的名字,伊万诺维奇的脸变成了很难看的砖红色。他混身都在抖：“莫斯科，莫斯科……伊丽莎白， 我实在不想为你回忆起这件事……”
“伊万诺维奇，你怎么啦？你这模样真是可怕。”
“他们两个……在莫斯科保卫战里……”
“怎么了？”
“……跟我来。”这句话伊丽莎白没有听见。他把鼓鼓囊囊的垃圾袋堆在地上，转身往自己家走去。
“操/你/妈的，伊万诺维奇！把这些东西从我家门口拿走！”
“不用管他，尼古拉耶维奇……一个典型的，小市民……”
伊万诺维奇的步子很快，伊丽莎白要大步走才跟得上他。
她的心脏跳得很厉害：“……你这样子真是少见。”
他很着急地从衣柜里翻出一个小盒子，用桌上的细铁丝捅了捅锁眼。盒子被打开了。
这是一枚金制的勋章。它又小又精致，长年累月地被储藏在黑暗中，颜色却丝毫没有暗淡。这是共和国为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授予的勋章。
伊万诺维奇擦了擦眼睛：“一个英勇的战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我们应当记得……”
伊丽莎白没有说话。她全都明白了。现在是冬天，大雪纷飞，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试图征服过这片土地，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严寒击退了。基尔伯特，他是从柏林来的，他会不会冷呢？易北河畔的冬天可不像伏尔加河，他伏在雪地上的时候，脸颊会不会打颤呢？
只可惜她既听不到，也不能听到。把梵高的耳朵安在伊丽莎白身上吧，她也想听听向日葵盛开的声音……
“你拿去吧。”伊万诺维奇拍了拍落在身上的灰。
“不，你留着它吧。”她跨出门槛。

1989年，匈牙利。
67岁的伊丽莎白·海德薇莉用夹杂着俄语的匈牙利语哼唱断断续续的歌：“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周围有人唤她名字，但她的耳朵已经聋的很深了，没有听见。她很轻松地站起来，嘴里嘀咕着什么，跳起了舞。她的黑裙子鼓胀起来，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
一只只燕子从她头顶上的天空飞过。她拢了拢头发，抬起她的绿眼睛。旁边的女人触碰她的胳膊：“您也是第一次来布达佩斯吗？尽管现在是上午，但我还是要说，这里的夜景太美妙了。”
她充满柔情地笑了。她继续缓慢地跳舞，然后停下来。
伊丽莎白思考了一会儿。她说：“非常美妙，就这样。”
“您为什么这样开心？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让我觉得美丽的人。”
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凄楚的神色：“这是战争年代的，年轻的共和国给予我的功勋。”